历时3年，48册《钱锺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全部出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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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岁杨绛先生亲自参与整理
莫芝宜佳认为：“钱先生与他的欧洲同行一样对古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都感兴趣。不同的是，他尤其对比较文学情有独钟，要以西方文学为镜鉴。他的笔记就像一座万里长桥，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。”

2011年《中文笔记》出版时，正逢杨绛先生百岁寿辰。这套书涉及3000余种图书，让读者再度见识了钱锺书的博览群书和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痴迷。《中文笔记》出版后，杨绛就将《外文笔记》整理提上日程。她曾说：“我衷心期盼能在有生之年亲见《外文笔记》出版，不知是否奢望？”

编辑人员在与外国专家反复协商和研究之后，为全书确定了整体完善的体例：全书有序言、前言、出版说明、凡例及各辑简介，均为中、英、德语三种文字对照，以方便中外读者阅读；每册卷首有彩色插页、目录、人名和书名索引，天眉有本页作者、书名标识文字，摘抄报刊杂志的部分有钱锺书先生使用的报刊简称与全称对照表，便于读者检索；最后一册总索引，后附总目，是对全书的总览。最终整理完成的全6辑48册附1册《外文笔记》，从钱先生手稿中共钩沉出4000多种书目。

杨绛说，钱锺书一生攻读大量外国文学著作，本打算用英文写一部研究外国文学的著作，不料晚年“多病意懒”未能实现，成为他一生的遗憾。“对他来说，这些笔记可能是没有用了，但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积累的知识，他的素材和思路都收纳在这些集中，对于有志于研究中外文化的人，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。”
笔记数量可观涉及7种语种
这对年逾古稀的德国夫妇连续3年来北京，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查看手稿资料，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。按年代先后和钱先生生活中的转捩点，莫芝宜佳夫妇将全部笔记分成4辑，即第一辑（全三册），钱锺书在欧洲时期（1935－1938）的笔记；第二辑（全三册），作为年轻的作者和学者时期（1938－1949）的笔记；第三辑（全十五册），生活在新中国时期（1949－1972）的笔记；第四辑（全十册），国内外名人时期（1972－1992）的笔记。其次，再将打字稿散页整理成第五辑（全十一册），把以期刊为摘录对象的笔记本整理成第六辑（全六册），并为全书和各辑笔记撰写序言，编订详细目录和眉题文字。

出版钱锺书读书笔记，不是单纯影印，还包括学术含量很高的大量编目工作。为此，杨绛委托友人邀请德国波恩大学教授、《围城》德文版译者莫芝宜佳（Monika）夫妇参与整理汇编工作。
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陆谷孙评价：“钱锺书的《外文笔记》可算是大学问家读书时候第一手的实时（real-time）观感记录，其中有些或许已经写入《管锥编》等著作，更多的可能不及整理而散落至今，不为人知。出版钱先生的《外文笔记》对后学爱书和读书方法方面的启示，也是巨大的。”

经过3年多整理，48册《钱锺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。3月24日，该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，责任编辑陈洁感慨：“实现了杨绛先生的一个梦。”
陈洁介绍，相较《中文笔记》的出版，《外文笔记》整理难度更大，“首先数量最可观，相当于《中文笔记》两倍有余；其次涉及语种多达7种，加上年代久远，有些笔记的纸张已经损坏。”编辑团队在编校过程中，对扫描中容易忽略的封面、封底、内封、信封、包装纸袋、乃至散页部分打包用的纸都反复一一核对，力求做到片纸无遗，尤其是钱先生反复阅读和整理时留下的箭头、连线、小字批语、序号，多如牛毛的铅笔下划痕迹，精确反映了钱先生阅读和研究思考的状态。
像联系中西文化的“万里长桥”
钱锺书一生用于读书的时间多于写作，且每读一书，必做笔记。钱先生去世后，这些读书笔记由夫人杨绛精心保管。后来，杨绛将这些读书笔记悉数捐赠给了母校清华大学档案馆。2000年，杨绛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，将钱锺书所有读书笔记影印出版，她亲自参与整理工作。用杨先生的话来说，这份工作让“死者如生，生者无愧”。读书笔记分为《容安馆札记》《中文笔记》和《外文笔记》三部分，3册《容安馆札记》和20册《中文笔记》分别在2003年和2011年出版。
《外文笔记》是钱锺书读书笔记中分量最重、内容最丰富、价值最可观的部分，共211个笔记本，约3.5万页，涵盖钱锺书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间，阅读英、法、德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拉丁、希腊7种语言书籍所做的笔记，涉及哲学、语言学、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、文艺理论、心理学、人类学等领域。可以说，《外文笔记》不仅是钱锺书读书治学的重要资料，也是至今罕见的保存完整的现代学术大师治学研究方面的珍贵史料。